对于一个患了绝症并且确实救治无望的病人，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这是医生以及病人的亲属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是隐瞒和欺骗的策略，并辅以空洞的鼓励。本书作者山崎章郎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这在一定程度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病人自己也往往害怕知道真相，不肯接受近在眼前的死亡。但是，随着病情实际上的恶化，病人必然会对专门给他准备的虚假的说明产生怀疑，并且终于完全不相信。最后，一个没有人相信的谎言横在病人和世界之间，阻碍着真实的交流，笼罩在病人四周的这种虚伪的氛围每每把病人逼入至深的孤独之中。事情的确古怪：一个人要死了，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和讨论着这件事，唯有当事人被排除在了外面。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那个即将死亡的人究竟是谁？山崎章郎确实不断地向自己问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得出结论：病人有权知道与自己的生命有关的重要信息，有权决定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在被告知了真相以后，病人诚然会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要比那种因为被欺骗然后又识破欺骗所感到的绝望好得多，他至少可以由于受到信任而产生出自己面对死亡的尊严感和勇气，并且有可能在坦诚的气氛中与医生和家人进行正面的交流了。
面对患了绝症的垂死病人，医生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尽一切努力来延长其生命，哪怕只是延长一分一秒？现代医学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它也确实拥有这方面的手段。然而，经历过许多给临终病人做复苏术场面的山崎章郎越来越确信这种做法的无意义，他甚至批评说，这是在对一个全无意志的躯体进行迫害，把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富有人性的死别时刻变成了医务人员一展雄风的战场，侵犯了濒死者的最后的尊严。复苏术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形，扩大开来说，就是人们至今仍在争论的安乐死问题。当绝症患者生命的延续只成了无法解除的持续痛苦之时，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是否允许使用医学手段帮助他提前结束生命？山崎章郎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原则是清楚的，就是主张每个人在拥有做人的尊严的情况下去迎接死亡。事实上，医学应该也能够替癌症末期病人做的最好的事情恰恰是尽量替他们解除疼痛，而不是让他们在疼痛的折磨中尽量苟延残喘。
很显然，山崎章郎关心的问题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当医学对于绝症末期患者在救治上确实已经无能为力之时，如何使患者获得临终的尊严。当死亡仍有可能抵御之时，医生和患者自己当然应该与死亡搏斗，而当死亡已经明显地不可抵御之时，就应该停止这个搏斗，共同来面对死亡。在这种情形下，患者自己的任务是怎样以尊严的方式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医生的任务是为此创造条件：包括肉体上的解除疼痛和心理上的克服恐惧，这就是临终关怀的要义。然而，要把立场从救治转变到临终关怀上来，不是单靠医生改变认识就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改变现有的医疗体制。山崎章郎原著的书名是《在医院死亡》，他在书中反复申述的论点是：现有的一般医院根本不是适合于人们迎接死亡的地方。一般医院的医疗体系是为救治而设的，它的全部忙碌都是围绕着那些可以治愈、至少可以活着走出医院的病人，那些无法救治、注定要死在医院里的末期病人就往往被打入了冷宫。因此，有必要为这样的病人专门设置安宁病房或安宁医院，其唯一的任务就是临终关怀。在山崎章郎以及给了他启示的柯波拉·罗丝看来，更为可取的选择是居家死，让病人在临终前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在亲人的爱护下走向安息。在过去的时代，居家死曾经是常规，现代医学把这个常规打破得如此彻底，使得相反的情形成了常规。现在，也许是到回归传统的时候了。
（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最后的尊严》序）
 |
